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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有人说：民国年代，我国有两个最好的大校园长，一个是北京大学的蔡元培，一个是浙江大学的竺可桢。这两个人都有民主作风，都能做到珍爱人才。竺可桢乃至因而被称为“浙大保姆”。

　　抗战迸发后，浙江大学被逼内迁，校园先到建德后来又迁到广西宜山。任教于这所大学的闻名数学家苏步青因忧虑家族连累，将妻儿从建德送回老家温州。当浙大再迁到贵州遵义并总算稳定下来时，校长竺可桢主张苏步青将家眷接来。苏步青因忧虑费用不菲而犹疑，竺可桢当即给了他两千元，并找到其时的浙江省主席朱家骅，请他写一份手谕：“沿途军警不得盘查，一概放行。”苏步青的妻子是日本人，竺可桢忧虑万一在途中被人发现，很可能被我国老百姓打死。有了竺可桢的仔细照顾，苏步青的妻儿总算安全抵达贵州。

　　竺可桢对国学大师马一浮的礼遇更被传为佳话。马一浮为人孤僻耿介，蔡元培做北京大校园长时，曾屡次礼聘他，但都被其回绝;蒋介石约请马一浮到南京说话，他当作耳边风;浙江大学也曾约他来任教，亦未成功。后来因为日寇不断进攻，马一浮生存环境急剧恶化，他于1938年写信给其时在江西的浙大校长竺可桢，含蓄表达了想来浙江大学任教的愿望。竺可桢马上将其聘为“国学讲座”。浙大给他组织了当地最好的房子，并且不要求他跟其他教授相同受课程限制，只需每周给全校师生开两三次讲座，别的，独自给一些资质很高的学生辅导一两次就行。其时浙江大学只要两辆人力车，却为马一浮随时待命，假若路程远一点，校长的轿车可随时为他服务。

　　竺可桢不只能做到体贴入微地关怀、尊重教师，还能充沛容纳那些对立自己的人。政治学教授费巩很有才调，某段时刻对竺可桢十分不满，开教务会时，冷言冷语：“咱们的竺校长是学气候的，只会看天，不会看人。”竺可桢浅笑不语。后来，校园需求选拔一名训导长，竺可桢不管民国政府“只要党员才干担任训导长”的规则，以为费巩“资历极好，于学识、品德、才干为学生钦仰而能教课”，坚持让其做训导长。

　　物理学家束星北十分仗义，但脾气暴躁。浙江大学因战役西迁，他对竺可桢的一些做法很不满足，跟在这名校长后边一路怨言不断，竺可桢也总是付之一笑。竺可桢虽不赏识束星北的性情，与他没多少私交，却力排众议，将他聘为教授，并屡次维护他。

　　竺可桢如此善待学者，原因许多：比方其时正是抗战最艰苦的时分，为国家作育人才，是竺可桢的重要信仰，而要培育出色的人才，首要就必须有优异的师资;再比方，竺可桢自己是出色的气候学家，他懂得常识对社会的重要性，而常识往往是出色学者发明的;不过，最底子的还在于竺可桢有一种做人的大格式，正是这种大格式，使他做出了一般人不想做、不敢做的事。

　　格式的本来含义是指艺术或机械的图画或形状。引申到做人上，指的是一个人的视野、胸襟、气量。一个人有没有格式，为人处事大不相同。没有格式，干事只想到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，就会嫁祸于人，觉得善待别人是冤枉乃至损害了自己。有了格式，会想到自己对社会、对国家背负的职责，为人处事就会常常想一想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对得起社会，是否违反自己的良知。前史有一双睿智的眼睛，它终究一定会分清是非：经过等级、强权制作庄严感的人，出现的面貌却是卑微和鄙陋;尽心尽意为社会与别人服务，力求上不怍于全国无愧于心的人，得到的是精力生命的永久。就像竺可桢，他当年那么礼遇费巩、束星北、苏步青、马一浮，人们并不会以为这个人无能，而会以为他像高山、海洋相同大气，值得后世的人殷切思念。做人的格式，许多时分决议了一个人生命的格式。